东莞、顺德等广东“四小虎”经济发展迅速冲击深圳，深圳遭遇第一次“被抛弃论”
1988年，广东深圳，老街里的几家人。
当年深圳的商业街。
1988年 ，第一批来广东深圳打工的发廊妹。
1988年，中国迎来惊心动魄“价格闯关”，紧接着就是对经济实施的“治理整顿”，彼时的深圳也未能逃过压缩基建项目的命运。同时，深圳也迎来历史上的第一次“抛弃论”———东莞、顺德、中山、南海“广东四小虎”出笼，广州出台10项改革措施，广东群龙并起，再加上海南经济特区的强大冲击波，深圳受到的不是姓“社”姓“资”的责难，而是“深圳热”不再的质疑。
不过，由于特区在过去几年里经历了一定的争论，提前进行过调整，因此，到了1988年，全国开始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时候，深圳已经走出了调整的阵痛，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急行军。到年初，甚至1985年以来停工的所有建筑都全部恢复开工。国务院更是批准深圳市实行计划单列。
1988年，吉祥数字8在深圳特别流行。8月8日就成了非常吉祥的日子，开业的酒店、公司，奠基的工程、洽谈会特别多，达到百家。赶上一个8已经很不容易了，赶上4个8是百年一遇。电子科技大厦、罗湖大酒店、深纺工业大厦在这天奠基，不少时间还选择了早晨8点8分。1988年的深圳，民间企业的时代开启了，资本意识开始苏醒。
当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精神层面的困惑开始浮出水面。1988年，三位思想教育专家与深圳蛇口青年的一场争论，逐渐从深圳扩散到全国，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蛇口风波”。正如民间观察人士南兆旭所言，“蛇口风波”本身不是很大的事，人们只是借事说事而已。
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中，道德观念、人伦准则、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所发生的激烈变迁，它所呼吁的是：深化改革绝不能仅仅偏重经济，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整体的改革，只有同步推进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意识形态改革，才能找到振兴的出路。这正是中国改革经过十年探索之后，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所遇到的热点问题。22年后的今天，回头再读彼时蛇口青年们的言论和后来的评论，有一些仍未过时，甚至一些言论比现在还要大胆、出位，回首深圳的30年梦，那时也许是深圳特区历史上思想言论最为开放的时期，令现代人不禁扼腕叹息。
1
蛇口风波
座谈言论引发全国性新时期青年思想大讨论
1988年1月13日晚，在蛇口招商大厦9层一个普通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三位中国青年思想教育家是李燕杰、曲啸和彭清一，前来参加的都是自发报名的70多位蛇口青年。
座谈的双方，包括座谈会的组织者事先都没有料到，这个甚至没有太多“正式”意味的座谈会在事后会引起如此巨大反响，通过媒体传播，它在全国掀起一场有关新时期青年思想工作的大讨论，讨论的实质甚至触及意识形态改革层面。
海外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和评论，评述着这个座谈会的是与非，并将之视为中国的开放改革律动在思想领域的某种信号。时隔20年，人们仍然乐意在对这起事件的回忆中，咀嚼着它所散发出的变革与发展的意味。这场座谈会后来被媒体称之为“蛇口风波”。
座谈的前段内容波澜不兴，三位专家表达了对深圳变化的惊叹和对蛇口青年的赞赏，但当曲啸将创业者与淘金者加以刻意区分时，引起了青年们的不满。蛇口青年认为，专家们是在进行空洞说教，并强调创业者与淘金者是不可分割的，后者也是不应该批判的，为了赚钱并没有错，也不阻碍爱国。同时，大家还就专家之前赞扬过的一些蛇口现象进行了争论，希望专家了解真实的深圳。最后，专家们也对这次座谈表达了肯定，认为这样很坦率，以后会多调查研究。
本来这事就这么过去了，然而2天后的1月15日，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研究所名义起草的《“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公开，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当时被问到单位和姓名的青年名片也在其中。随李燕杰南下的北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一位室主任郭海燕说：“那份材料是有，我写的……我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蛇口方面的同志则称这是“一份不光彩的材料”，是一个“小报告”。
由于这份材料截取了一些没头没尾的片言只语，经过排列组合，联缀成文，给人以座谈会“明显的错误言论”、已经走上“邪路”的印象。这份材料无异于给蛇口青年扣上一顶吓人的帽子。
2月1日，《蛇口通讯报》在头版报眼发表了300多字的消息《蛇口青年与曲啸李燕杰坦率对话———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介绍了1月13日在座谈会上，青年教育家与蛇口青年在如何看待“淘金者”、如何看待进口汽车、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等问题上互相对立的观点。
2月12日，《羊城晚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千字通讯《“热门话题”和它的余波———记蛇口青年的一次座谈》。这篇通讯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座谈会争论内容，委婉地批评了三位专家口头上理解青年“直率”的同时，又对这次座谈会不满的情绪。该文最后一部分是采访谢鸿的答问录。谢鸿在答问中结合实际提出了“面对新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如何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大有文章”的课题。这正是1988年党中央和广大干部群众正在紧张思考的、即将破门而出的课题。
《羊城晚报》的介入，使蛇口座谈会的风波广为扩散，引起了内地不同读者群的关注。3月28日到4月25日，《蛇口通讯报》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蛇口青年与曲啸等同志还有哪些分歧？》、《“神的文化”是对人的全面窒息》，从而把“蛇口风波”以更加尖锐的态势提到了人们面前。《新观察》、《现代人报》、《黄金时代》杂志、《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摘周报》……纷纷发表“蛇口风波”的消息或转载文章。
直到8月6日，人民日报一版转二版刊登《“蛇口风波”答问录》，希望以此引起对探索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的探讨，这在全国读者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当中激起了阵阵强烈的回波。短短一个月零六天，1531件信稿从全国各地涌到人民日报《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专栏。
人民日报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在全国报刊中掀起了评论这场风波的热潮。自8月中旬到11月中旬，全国几百家报刊纷纷就此发表文章，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改革，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有些报刊还提出了“应该有一个‘蛇口环境’，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
2
深圳机场奠基
选址差点就在白石洲
22年前的一次投票，使今天的深圳机场最终没有落户白石洲，使千万市民免于生活在飞机的轰鸣下。如今的人们大概不会想到，当年深圳机场的建设一波三折，仅选址就花了6年时间。
3年多初选的结果有17处之多，包括羊台山、小南山、坪山、观澜中学后山……每个点的气象、水文资料等都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经过反复甄别和精选，1986年上半年，最终遴选出3个方案：第一个是羊台山方案，第二个是黄田方案，第三个是后海湾方案，就是后来被专家否决的“白石洲机场方案”。后海湾方案，就是将机场建在深圳大学以东和以南的方位上，该方案一度还被作为优选方案。
白石洲场址方案提出来以后引起很大反响，民航部门首先表示了不赞成。1988年初，15位中外专家实地考察之后，一致对深圳决定在白石洲兴建机场投了反对票，认为这一方案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决定”。
原建设部规划局局长王凡指出：定白石洲建机场，深圳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机场噪声影响面积近40平方公里，相当于城市的一半，受影响的人口将有40万。
1988年1月1日至4日，时任代总理的李鹏来深视察，在南头海洋直升飞机场候机楼贵宾厅召开会议，专题听取遴选出的羊台山、黄田以及白石洲3个机场方案汇报，李鹏提议调直升机到几个场址现场察看。
陈干万当时命令基地飞行大队政委亲驾“超美洲豹”直升机前往。在飞往羊台山途中，李鹏看到这一区域阡陌纵横、民居连片，当即要求前往白石洲和黄田，并重点对黄田区域进行了视察。李鹏并没有指示究竟选址哪里，但是他有倾向，不赞成羊台山和白石洲。视察完毕，李鹏指示中央有关同志听取、论证各方意见，并明确表示：深圳的机场是由深圳投资兴建的，选址还是由深圳市定吧。
已故市政协原主席周溪舞后来这样叙述：“当时，市委书记、市长李灏曾问我，在黄田建机场，处理淤泥的技术、建成后跑道的质量、飞行安全等问题能不能解决？我回答说，根据水电部长江葛洲坝工程局的施工经验，可以把跑道地下的淤泥挖起来，然后填上花岗石夯实就可以了，跑道质量和飞行安全都有保证。李灏认为，既然这样，那还是定在黄田吧。”
深圳机场选址问题至此尘埃落定。
3
赛格电子市场建设
诞生中国最早IT市场
深圳的IT业在20年前绝对引领全国。正是从1988年赛格电子市场建设开始，才标志着中国最早的IT市场诞生，中国IT渠道发展逐渐步入历史舞台。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什么要向电子工业部报计划，作为生产原料的电子元配件由电子工业部按计划统一分配。严格的计划调控阻碍了中国电子产业的发展。小规模的交易市场已经不能满足需要，需要一家专业的交易配套市场来完成，通过市场来订货，满足生产资料的配套。
1988年1月26日，桑达、华强、康佳、宝华等117家企业组成的“命运共同体”深圳电子集团公司更名为深圳市赛格集团公司。赛格以其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了电子器材市场的先机。深圳与香港只有一桥之隔，来往方便，有需要的供应商可以来“摆摊”，人们可以得到市场信息，根据需要来安排生产。
3月28日，全国第一家综合性专业电子配套市场赛格电子市场在华强北建成开业，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商户170余家，这个市场后来领着上步工业区发展成繁华的华强北商业圈，自身则成为了深圳和全国电子工业的一个坐标。
赛格集团首任董事长马福元在1988年的中国电子企业管理协会年会上说过一段很有时代特色的话：深圳是特区、开放城市，是个试验点。电子工业究竟怎么搞，内地困难比较多。不是说有笼子、绳子吗，我主张把绳子去掉。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把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东西在深圳做个试验，成功了大家作个总结；失败了，我愿意做个试验的牺牲品。这也决定了赛格很快以全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在深圳电子工业中崛起。
赛格电子市场正是马福元和当年的创业者的一个成功的实验，如今，经过5次扩容，赛格电子市场全国各地开花，享有“中国电子第一市场”和“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专业电子配套市场”的美誉。
正是因为赛格一类的电子企业拥有“深圳速度”，深圳电子工业逐渐成为深圳市工业中成长性最好、竞争力最强、关联度最大的支柱产业，已成为深圳市工业增长的火车头。
深圳梦·语录
“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
———邓小平，1988年6月3日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意气风发地说（深圳市委随即提出，深圳要努力成为内地第一个“香港”。次年5月，邓小平对“造香港”进行了解释：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
“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
———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1988年市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李灏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其中一项就是考察证券市场，在伦敦一个投资座谈会上，李灏代表市政府欢迎英国金融投资家到深圳投资，结果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回来后，李灏就考虑深圳证券市场体系建设问题。）
“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力。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东莞、顺德等广东“四小虎”经济发展迅速冲击深圳，深圳遭遇第一次“被抛弃论”
1988年，广东深圳，老街里的几家人。
当年深圳的商业街。
1988年 ，第一批来广东深圳打工的发廊妹。
1988年，中国迎来惊心动魄“价格闯关”，紧接着就是对经济实施的“治理整顿”，彼时的深圳也未能逃过压缩基建项目的命运。同时，深圳也迎来历史上的第一次“抛弃论”———东莞、顺德、中山、南海“广东四小虎”出笼，广州出台10项改革措施，广东群龙并起，再加上海南经济特区的强大冲击波，深圳受到的不是姓“社”姓“资”的责难，而是“深圳热”不再的质疑。
不过，由于特区在过去几年里经历了一定的争论，提前进行过调整，因此，到了1988年，全国开始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时候，深圳已经走出了调整的阵痛，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急行军。到年初，甚至1985年以来停工的所有建筑都全部恢复开工。国务院更是批准深圳市实行计划单列。
1988年，吉祥数字8在深圳特别流行。8月8日就成了非常吉祥的日子，开业的酒店、公司，奠基的工程、洽谈会特别多，达到百家。赶上一个8已经很不容易了，赶上4个8是百年一遇。电子科技大厦、罗湖大酒店、深纺工业大厦在这天奠基，不少时间还选择了早晨8点8分。1988年的深圳，民间企业的时代开启了，资本意识开始苏醒。
当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精神层面的困惑开始浮出水面。1988年，三位思想教育专家与深圳蛇口青年的一场争论，逐渐从深圳扩散到全国，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蛇口风波”。正如民间观察人士南兆旭所言，“蛇口风波”本身不是很大的事，人们只是借事说事而已。
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中，道德观念、人伦准则、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所发生的激烈变迁，它所呼吁的是：深化改革绝不能仅仅偏重经济，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整体的改革，只有同步推进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意识形态改革，才能找到振兴的出路。这正是中国改革经过十年探索之后，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所遇到的热点问题。22年后的今天，回头再读彼时蛇口青年们的言论和后来的评论，有一些仍未过时，甚至一些言论比现在还要大胆、出位，回首深圳的30年梦，那时也许是深圳特区历史上思想言论最为开放的时期，令现代人不禁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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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风波
座谈言论引发全国性新时期青年思想大讨论
1988年1月13日晚，在蛇口招商大厦9层一个普通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三位中国青年思想教育家是李燕杰、曲啸和彭清一，前来参加的都是自发报名的70多位蛇口青年。
座谈的双方，包括座谈会的组织者事先都没有料到，这个甚至没有太多“正式”意味的座谈会在事后会引起如此巨大反响，通过媒体传播，它在全国掀起一场有关新时期青年思想工作的大讨论，讨论的实质甚至触及意识形态改革层面。
海外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和评论，评述着这个座谈会的是与非，并将之视为中国的开放改革律动在思想领域的某种信号。时隔20年，人们仍然乐意在对这起事件的回忆中，咀嚼着它所散发出的变革与发展的意味。这场座谈会后来被媒体称之为“蛇口风波”。
座谈的前段内容波澜不兴，三位专家表达了对深圳变化的惊叹和对蛇口青年的赞赏，但当曲啸将创业者与淘金者加以刻意区分时，引起了青年们的不满。蛇口青年认为，专家们是在进行空洞说教，并强调创业者与淘金者是不可分割的，后者也是不应该批判的，为了赚钱并没有错，也不阻碍爱国。同时，大家还就专家之前赞扬过的一些蛇口现象进行了争论，希望专家了解真实的深圳。最后，专家们也对这次座谈表达了肯定，认为这样很坦率，以后会多调查研究。
本来这事就这么过去了，然而2天后的1月15日，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研究所名义起草的《“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公开，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当时被问到单位和姓名的青年名片也在其中。随李燕杰南下的北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一位室主任郭海燕说：“那份材料是有，我写的……我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蛇口方面的同志则称这是“一份不光彩的材料”，是一个“小报告”。
由于这份材料截取了一些没头没尾的片言只语，经过排列组合，联缀成文，给人以座谈会“明显的错误言论”、已经走上“邪路”的印象。这份材料无异于给蛇口青年扣上一顶吓人的帽子。
2月1日，《蛇口通讯报》在头版报眼发表了300多字的消息《蛇口青年与曲啸李燕杰坦率对话———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介绍了1月13日在座谈会上，青年教育家与蛇口青年在如何看待“淘金者”、如何看待进口汽车、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等问题上互相对立的观点。
2月12日，《羊城晚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千字通讯《“热门话题”和它的余波———记蛇口青年的一次座谈》。这篇通讯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座谈会争论内容，委婉地批评了三位专家口头上理解青年“直率”的同时，又对这次座谈会不满的情绪。该文最后一部分是采访谢鸿的答问录。谢鸿在答问中结合实际提出了“面对新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如何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大有文章”的课题。这正是1988年党中央和广大干部群众正在紧张思考的、即将破门而出的课题。
《羊城晚报》的介入，使蛇口座谈会的风波广为扩散，引起了内地不同读者群的关注。3月28日到4月25日，《蛇口通讯报》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蛇口青年与曲啸等同志还有哪些分歧？》、《“神的文化”是对人的全面窒息》，从而把“蛇口风波”以更加尖锐的态势提到了人们面前。《新观察》、《现代人报》、《黄金时代》杂志、《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摘周报》……纷纷发表“蛇口风波”的消息或转载文章。
直到8月6日，人民日报一版转二版刊登《“蛇口风波”答问录》，希望以此引起对探索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的探讨，这在全国读者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当中激起了阵阵强烈的回波。短短一个月零六天，1531件信稿从全国各地涌到人民日报《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专栏。
人民日报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在全国报刊中掀起了评论这场风波的热潮。自8月中旬到11月中旬，全国几百家报刊纷纷就此发表文章，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改革，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有些报刊还提出了“应该有一个‘蛇口环境’，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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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机场奠基
选址差点就在白石洲
22年前的一次投票，使今天的深圳机场最终没有落户白石洲，使千万市民免于生活在飞机的轰鸣下。如今的人们大概不会想到，当年深圳机场的建设一波三折，仅选址就花了6年时间。
3年多初选的结果有17处之多，包括羊台山、小南山、坪山、观澜中学后山……每个点的气象、水文资料等都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经过反复甄别和精选，1986年上半年，最终遴选出3个方案：第一个是羊台山方案，第二个是黄田方案，第三个是后海湾方案，就是后来被专家否决的“白石洲机场方案”。后海湾方案，就是将机场建在深圳大学以东和以南的方位上，该方案一度还被作为优选方案。
白石洲场址方案提出来以后引起很大反响，民航部门首先表示了不赞成。1988年初，15位中外专家实地考察之后，一致对深圳决定在白石洲兴建机场投了反对票，认为这一方案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决定”。
原建设部规划局局长王凡指出：定白石洲建机场，深圳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机场噪声影响面积近40平方公里，相当于城市的一半，受影响的人口将有40万。
1988年1月1日至4日，时任代总理的李鹏来深视察，在南头海洋直升飞机场候机楼贵宾厅召开会议，专题听取遴选出的羊台山、黄田以及白石洲3个机场方案汇报，李鹏提议调直升机到几个场址现场察看。
陈干万当时命令基地飞行大队政委亲驾“超美洲豹”直升机前往。在飞往羊台山途中，李鹏看到这一区域阡陌纵横、民居连片，当即要求前往白石洲和黄田，并重点对黄田区域进行了视察。李鹏并没有指示究竟选址哪里，但是他有倾向，不赞成羊台山和白石洲。视察完毕，李鹏指示中央有关同志听取、论证各方意见，并明确表示：深圳的机场是由深圳投资兴建的，选址还是由深圳市定吧。
已故市政协原主席周溪舞后来这样叙述：“当时，市委书记、市长李灏曾问我，在黄田建机场，处理淤泥的技术、建成后跑道的质量、飞行安全等问题能不能解决？我回答说，根据水电部长江葛洲坝工程局的施工经验，可以把跑道地下的淤泥挖起来，然后填上花岗石夯实就可以了，跑道质量和飞行安全都有保证。李灏认为，既然这样，那还是定在黄田吧。”
深圳机场选址问题至此尘埃落定。
3
赛格电子市场建设
诞生中国最早IT市场
深圳的IT业在20年前绝对引领全国。正是从1988年赛格电子市场建设开始，才标志着中国最早的IT市场诞生，中国IT渠道发展逐渐步入历史舞台。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什么要向电子工业部报计划，作为生产原料的电子元配件由电子工业部按计划统一分配。严格的计划调控阻碍了中国电子产业的发展。小规模的交易市场已经不能满足需要，需要一家专业的交易配套市场来完成，通过市场来订货，满足生产资料的配套。
1988年1月26日，桑达、华强、康佳、宝华等117家企业组成的“命运共同体”深圳电子集团公司更名为深圳市赛格集团公司。赛格以其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了电子器材市场的先机。深圳与香港只有一桥之隔，来往方便，有需要的供应商可以来“摆摊”，人们可以得到市场信息，根据需要来安排生产。
3月28日，全国第一家综合性专业电子配套市场赛格电子市场在华强北建成开业，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商户170余家，这个市场后来领着上步工业区发展成繁华的华强北商业圈，自身则成为了深圳和全国电子工业的一个坐标。
赛格集团首任董事长马福元在1988年的中国电子企业管理协会年会上说过一段很有时代特色的话：深圳是特区、开放城市，是个试验点。电子工业究竟怎么搞，内地困难比较多。不是说有笼子、绳子吗，我主张把绳子去掉。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把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东西在深圳做个试验，成功了大家作个总结；失败了，我愿意做个试验的牺牲品。这也决定了赛格很快以全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在深圳电子工业中崛起。
赛格电子市场正是马福元和当年的创业者的一个成功的实验，如今，经过5次扩容，赛格电子市场全国各地开花，享有“中国电子第一市场”和“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专业电子配套市场”的美誉。
正是因为赛格一类的电子企业拥有“深圳速度”，深圳电子工业逐渐成为深圳市工业中成长性最好、竞争力最强、关联度最大的支柱产业，已成为深圳市工业增长的火车头。
深圳梦·语录
“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
———邓小平，1988年6月3日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意气风发地说（深圳市委随即提出，深圳要努力成为内地第一个“香港”。次年5月，邓小平对“造香港”进行了解释：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
“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
———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1988年市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李灏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其中一项就是考察证券市场，在伦敦一个投资座谈会上，李灏代表市政府欢迎英国金融投资家到深圳投资，结果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回来后，李灏就考虑深圳证券市场体系建设问题。）
“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力。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人口由4万激增到34万，深圳率先取消粮票、改革物价
1982年先解决造梦者的吃饭穿衣问题
罗湖第一楼“友谊商场”举办开幕盛典。
袁庚陪同来访港督尤德爵士参观蛇口。
梅县宝丽华集团公司在深圳布吉镇兴办宝声黑白电视机厂。
这块农工们正在收割水稻的田野就是日后的世界之窗，拖拉机背后是边境岗楼。
分关而治的1982年
初现政策灵活性优势
一条由铁网公路组成的封锁线，为特区圈定了梦想的疆域。深圳二线在1982年6月动工，当年投资1.38亿的二线划界工程，让深圳成为名副其实的特区，“关内关外”成为特区人的专有名词，流传30年至今。
梦想被划定疆界后，造梦的原料此刻却岌岌可危。1982年，特区迎来2万基建工程兵，收留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和创业者。但建基于粮票制度下的粮食管制，让建设者们连口粮都成为问题，又何谈造梦。深圳则再次发挥梦想的创造力，取消粮票，放开物价，物资不足就去广交会采购，一切法子变着花样实施。
如果说深圳梦有何不同，灵活与创造力，突破旧传统禁锢的藩篱，正是深圳梦源源不断的动力所在。
1
二线动工
为深圳造梦划定疆界，隔绝干扰
“经济特区”的名起好了，但如何与内地划清界线？还是在起名前的1979年春，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去北京汇报广东要建一个出口加工区，当时就有人提出，广东如果这样搞，就得在广东边界拉起一条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以防资本主义的东西内溢。但随后主张改革的人恰巧从此得到启发，何不在深圳经济特区拉条线，以保证特区内的改革不受外界干扰，于是90.2公里的深圳二线就这样定下了。
深圳二线于1982年6月动工，原要求进行半年的现场勘测，20天就完成了；原要求三年建成，只用了两年半就交付使用；总投资1.38个亿，比原计划省了250万元。
已是78岁高龄的原二线指挥部副指挥长舒成友还记得，当年由中央、省里和深圳各出1/3总共筹集1 .38亿元投入二线建设。1982年2月，深圳在现在的红岭北路设立了二线建设指挥部。1982年6月份，工程正式开工。经过8000多名建设者两年的辛勤劳动，到1984年12月，经半年试管，二线工程提请国务院正式验收，总共才花了2年半的时间，提前半年完成。
“30多年来，二线已成为深圳特区历史的见证。”在舒成友看来，一道二线关，不仅从地理上将深圳划分为特区内外，使布吉、南头等关口成为深圳的交通瓶颈，并且由于特区内外城市建设、市政设施差距很大，导致关内外的心理落差也逐渐拉大。
二线关存在至今，去留已经成为特区继续发展的一个必然议题。2003年元月1日，国家留给深圳经济特区的最后一条优惠政策（地产地销税收减免）取消，对没有实质优惠政策的经济特区有没有必要守着一条“特区线”（二线），当时深圳高层中有一部分人颇感困惑，争论一直归结到深圳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
正如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所言，扩大特区版图比较有意义之处就在于解决深圳“一市两法”的矛盾，让特区法规可以覆盖到全市，清除人们观念上的“心理二线关”，从而实现真正的特区内外一体化。
但撤关之路，在争议声中仍没有一锤定音。深圳梦何日打开疆界，迎接更宏伟的未来，一切将在期盼在等待。直到现在，深圳政府内不少决策声音仍然认为，只有留住二线，才能留住“深圳经济特区”的称号，尤其是这两年，当天津、重庆、武汉等国家级“新特区”不断走向中国改革前列时，已经被同化的“老特区”如何存在下去，成为深圳人心中的一个“结”。
2008年国务院二线调研组赴深，深圳官方的态度是明确的：主张暂不撤深圳二线。深圳市原市委书记李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直言：二线关现在的存在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如果撤销了，特区就连这个象征意义都没有了。
显然，保留“特区”这块牌子，对深圳来说依然重要，“只有留住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二线），才能留住‘深圳特区’的牌子；只有留住‘特区’的牌子，才能留住深圳特区立法权。”由全国人大授权的深圳特区立法权，才是今天深圳进一步改革最重要的“尚方宝剑”。
2
取消票证
解除户口约束，深圳成外来者的梦想之地
什么是票证，吃饭要粮票，买肉要肉票，缝衣服要布票，连洗澡用的肥皂也有专有票证。
回忆起当年的票证，莲塘村老书记万仲英还记忆犹新。到饭店吃饭必须交粮票，没有粮票，有钱饭店也会把你赶出来。刚来到深圳的人大多并没有把户口迁过来，粮票、肉票的发放在内地。第一个月是随身带过来的，第二个月是家里寄过来的，第三个月就不及时了。
“有不少人是从内地偷偷跑出来的，单位就找到粮局，说不要给他粮票、肉票了。没有粮票、肉票，买不到粮和肉，到饭店也吃不到饭，在深圳就无法生存，好多人就这样被逼回了内地。”老人无奈地说。
在改革开放之初，粮票堪称疯狂。居民迁徙必须考虑它。当年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等同于没法吃饭。
但是在深圳，特区初创的那个岁月，国内无数人带着梦想前赴后继地来到这片南方边陲的土地。深圳的人口从原来的小小宝安县4万人口一下激增了数倍。1982年7月19日，全国公布人口普查结果：“全国有9 .5亿人申报，深圳有34万多人登记。”
事实上当年深圳人口远远不止34万。在深圳市区，即原宝安县政府所在地深圳镇这个地方，只有三四万人口。随着大量的建筑工人、打工者、求职者涌入深圳，单在1981年、1982年的时候，大约有五六十万人在深圳市生活，而且每日每时都在增长。
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没有粮票就没有口粮。对于1982年深圳五六十万的流动人口，国家调拨的粮食指标只有几万人的。无计可施的深圳决定提高粮食价格，从外省和国外高价收粮运赴深圳。议价粮价格虽然高，但质量好，拿着粮票购粮的人就少起来，有的人就通知外地家里不要再寄粮票了，粮票逐步退出了市场。同样，肉票也通过价格并轨逐步取消。到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就取消了粮票和肉票。而1992年，全国才正式发文取消粮票和肉票。
3
开放物价
“特事特办”，实现市场调节价格
随行就市，价格浮动，现在看来是如此正常的商业模式，但在1982年的深圳，放开价格，由市场主导确是政策的禁忌，不容打破的铁板一块。
但在深圳，1982年，为价格松绑已经是必然之举，邓小平搁下的一句特区应该“特事特办”，为当年深圳的主政者带来了价格松绑的勇气。深圳的梦想家们再次领全国风气之先。而这一次，要从饭碗中再平常不过的一棵青菜说起。
1982年，吃菜的事，由当年的市委副秘书长、财贸办主任李定管。国家定价一斤青菜5分钱。深圳的农民种了菜，也到香港卖高价，不愿在当地卖。深圳就向汕头求援，调来5000菜农，结果两个月后，人全跑光了。菜农说，种菜不如捞虾，捞虾不如拉沙。又到广州调来5000菜农，还是没留住人。
李定提出菜农种菜亏本，肯定不干，就提出是否调高一下菜价。一斤青菜先涨到4毛多钱，已经翻了几番，各方面的意见大，但没几天就涨到1块多钱。
市里再也扛不住了，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这个问题，涨价措施可能会被取消。但就是在开会的时候，传来了消息，市场上的菜价下降了，降到了8毛多。原因很简单：由于深圳的菜价放开了，广州、东莞、惠州的莱都运来了，菜多了，价格自然就降了。
老人万仲英当年在东门开设了莲塘饭店，也是开村办企业之先河。他记得，1982年下半年，东门老街的南塘菜市场，就是四乡菜农来深圳卖菜的地方。“这里的菜新鲜，花色品种多，就是价钱较高，但生意很兴隆。”1982年到1983年，深圳基本放开物价，闯过了价格改革这一关。
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看来，在全国物价大一统的年代里，深圳能够站在中国前头，以农产品价格作为突破口，有计划地放开物价，冲破计划经济的价格体系，成为全国最早放开菜价、肉菜、粮价的城市，难能可贵，也是构成深圳改革开放轰轰烈烈情形的一个小背景。
“特区改革三十年，宏大叙事、建设奇迹时时被大家提起，而价格松绑作为构成这个壮烈诗篇的小元素，总是被遗忘。”乐正看来，深圳的物价改革历程算是历尽艰险，应该感谢深圳的老一辈主政者们在此问题上的坚持，造梦者的厉行改革的勇气，对国家不合时宜制度的勇于突破，正是深圳梦之所以为深圳的原因。
4
中国第一家商场启用承包制
深圳梦以最大的勇气
实践现代商业契约精神
1982年，深圳财贸系统搞起了全国第一家承包经营的商场。
当年深圳的商场是个啥样，老深圳万仲英啧啧称奇。“深圳的综合商场，早晨9点钟开门，11点关门吃饭休息，下午2点半开门，4点半关门。商场的商品货不对板，夏天了，还有一半是冬天的货。服务员更是冷冰冰的样子，坐在柜台后面，顾客进来了都不看一眼，顾客询问商品也不搭理。”
商场承包成为主政者的唯一思路。为改革沙头角商场，李定拿出一个大胆的方案：如果谁能每年给政府交600万元，就任命他当总经理，月薪从58元提高到350元。第一个月，沙头角综合商场上缴利润70万元，一个月赚的钱就超过过去一年赚的钱。商场年底交了600万元，还结余了100多万元，他们就在沙头角盖了一栋楼，是当时沙头角最高最大的楼房。沙头角商场的经验也就很快被推广了。
“承包经营可以看做深圳梦的最大特征，勇气，没有改革的勇气，一切免谈。”在乐正看来，深圳刚成为特区时，是冒险家的乐园，改革者也很有热情。正是这股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让特区成为特区，特区之特变得淋漓尽致。
深圳人的务实让深圳开承包改革的风气之先，当时的勇气实在可嘉，但经过30年的发展，深圳已经看不出深圳具有改革开放气质的些微象征。多年来一直沾沾自喜的“务实”态度在乐正看来也并不是好事，“务实高端看就是唯利是图，低端看就是追求发财。”30年河东，30年河西，深圳需要改革的勇气，深圳梦需要重温当年的激情。
深圳梦·数字
●1982年深圳的基本建设投资达63265万元，是1981年的2.34倍；全年工业总产值36200万元，是1981年的1.49倍；投资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全市与外商签订合同577项，吸引外资58099万港元。
●为了支援特区建设，1982年7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下文，决定调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两万人到深圳执行基建任务。基建队伍拥有各类专业技术干部1088人，固定资产原值6000万元，流动资金近1亿元。
●1 9 8 2年秋交会到1983年春交会，1年左右的时间，深圳采购了3亿元的商品，对解决深圳市商品短缺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
●1982年6月，香港人陈惠娟投资50万元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外币购物商场——蛇口购物中心，5天收回投资，当年获利1000多万元。年底，按照香港人的习惯，陈惠娟给每个员工发了年终奖金，最高拿到1000多元，这相当于当时蛇口工业区中层管理干部一年的收入。
深圳梦·语录
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
———邓小平在接见朝鲜军事代表团时谈到价格改革的意义
蛇口危机四伏，层层卡，办事难，香港报纸批评我们效率低，弄不好会垮。
———1982年讨论赤湾开发的一次会议上袁庚说
要多写内参往上捅，中央看了，很管用。
———广东省省长刘田夫
国家干部每月最多才400元工资，一个商场经理，最多是个股级，每月工资350元，太高了。这个经验不能推广。
———在第一次深圳财贸系统承包经营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承包者不准提自己的工资收入
那时候，物价全国统一，违反者就是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是小平同志的特事特办的政策给我们壮的胆。
———市委副秘书长、财贸办主任李定回忆深圳在全国率先改革物价的过程时说
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哪！
———当渔民村的吴柏森介绍，1983年他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500多元，坐在邓小平旁边的女儿邓榕凑在父亲耳边大声说
如今群众唔同先，人人身上三种钱；人民币来外汇券，还有港币千打千。
———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本土居民的民谣歌词
